1989年，张学良在海外获释后谈及蒋介石时，反复称赞了一本回忆录，即唐德刚整理的《李宗仁回忆录》。尽管张学良与李宗仁没有长时间共事，但他认为书中描绘的蒋介石和他个人的记忆完全一致。这一评价分量十足，因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曾与蒋面对面，而李宗仁则在北伐、内战及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与蒋长时间交往。尽管两人的处境和观察角度不同，但在对蒋介石性格的判断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。

李宗仁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26年，他当时从广西来到广州，推动北伐。然而，蒋介石却对北伐显得犹豫，经过几小时的对话，李未能说服他。回去后，李宗仁用“严肃、内敛、狠”来总结自己对蒋的印象，并感叹蒋可能不是一个能够共患难共富贵的人。这一判断并非初见后的随意评断，而是经过多年深入交往的反复验证。

在李宗仁看来，蒋介石最突出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指挥上，更在于其在复杂关系中寻找发力点的技巧。蒋通过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立信任，掌握实际军务，并借助黄埔军校扩展自身力量。虽然在东征期间他有过显著战绩，但李宗仁认为蒋的上升不应仅仅归因于战功。他在党的变革中善于在左右派之间灵活变换立场，迅速聚拢不同政治势力的支持。

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标志着蒋介石权力扩张的关键时刻，此后他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。李宗仁对此手法尖锐批评，认为蒋虽擅长权术，但也容易被他的手腕所反噬，因为依赖猜忌和控制建立的秩序难以稳固。

在北伐战争中，李宗仁更清晰地看出蒋介石的治理风格。他的军队管理未完全依赖统一法治，而是常融入个人关系，给予嫡系宽容，旁系则受严惩。李认为，蒋意在维护对个人的绝对服从，而非真正建立起普适的制度，这种做法导致了内部的不信任和防范。

对蒋的军事指挥，李宗仁同样毫不留情。他认为蒋缺乏指挥大规模部队所需的冷静，常因个人情绪在关键时刻作出冲动决策。在南昌战役中，蒋坚持强攻而忽视了部下的顾虑，最终导致失败。而在淞沪会战中，蒋对适时撤退的犹豫也令局势难以挽回。

李宗仁反对将大规模战斗视为单纯的意志较量，认为更显著的风险在于未做准备的撤退。他批评蒋把坚决拒绝撤退等同于坚定意志，缺乏对困难的认知。

此外，蒋在遭遇政治挫败时，常将责任转嫁给部属，以惩罚手段震慑内部。李宗仁的这些观察尽管不涵盖蒋介石的一生，却抓住了其核心特质：具备组织能力和权谋，但过于依赖个人控制，难以容忍独立的力量。因此，张学良所称“百分之百的蒋介石”，正是对蒋矛盾复杂性的深刻洞察。